从木工工具谈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式与发展

宋朝末年的白木家具，无论是纹饰、雕刻工艺等，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技术水平。原因之一是历史发展到这一时期，人类的工具制作由原始的石器、骨器、青铜器发展到铁的冶炼，工具制作为家具制作提供了发展的空间，因而推动家具文化日臻成熟，为以后出现明清家具鼎盛时期打下了牢固基础。

从春秋战国开始，我国炼铁在三晋得到广泛发展，唐代后期南方铁的炼制与产量超过了北方，宋代四监二冶二十务二十五场半数以上是在江南，宋代有大型的“蒸矿炉”和小型的行炉，灌钢之法成了宋代主要的炼钢法。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和应用，南宋时期我国出现手推刨，手推刨在白木家具制作上发挥了很大作用，使家具雕刻纹饰大量使用。

据南宋戴侗《六书故》记：“刨皮教切治木器，状如铲，拘之以木而推之”使得宋代白木家具的制作达到了很高的标准。宋朝的蜈蚣刨使家具的线条、打洼、泥鳅背等工艺操作更为精细，为出现赏心悦目的家具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铁制工具的出现为木器的镂雕、高浮雕打开了广阔的天地，但由于其硬度和韧性还是不够，在某种程度上使硬木家具的出现成为不可能。

明朝中期，炼铁工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，尤其是刨削刃具的硬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，而这一时期即出现了鸡翅、铁力木等硬木家具，想这其中应该是有些必然联系。明代中期镶钢冶炼技术，带动了木工工具，特别是小木作木工工具的发展，为制作硬木家具在刃具上的拓宽创造了条件。明张自烈《正字通》记：“刨铺告切，平木器，铁刃状如铲，衔于木框中，不令转动。木框有孔，旁两小柄，以手反复推之，木片从孔出，用捷于铲。”

在明中期虽然发现了硬木家具，但并没有出现有雕刻图案的硬木家具，多是以突出线条和木质本色的简约风格。这除了当时人们喜欢硬木家具的漂亮纹理的因素之外，与当时雕刻刃具的硬度有很大关系。这并不说明当时人们就不喜欢那些雕刻纹饰，否则怎么能解释，明朝的历代皇帝的宝座，在白木家具上都有漂亮的龙雕刻纹饰，在龙袍绣龙的图案，而唯独不在硬木家具上雕刻呢？1403年朱棣登基时所坐龙椅为白木。1457年，明代第七位皇帝朱祁镇所坐龙椅仍沿用了白木制作，再到万历皇帝1573年间，抄没严嵩家产时仍未见硬木家具。

明代存世家具，其线条流畅、简洁，被称之为材美而坚，木朴而研，但是，明代的建筑、石刻、雕龙等纹饰，明朝的各朝皇帝所着龙袍，包括郑和下西洋所着蟒袍，都证明了皇家非常喜欢类似龙的精美雕饰。万历皇帝称帝48年唯我独尊，荒淫无度，不理朝政，皇权至上，难道唯独在硬木家具上反而不喜欢这些纹饰吗？这些如果不从工具刃口的硬度上解释，都无法自圆其说。

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，硬木家具的出现，并不说明当时刚发现硬木能做家具，而是因为炼铁工艺的发展，让人们发现，随着硬度和韧性更强的制作工具的出现，以前认为不能制作家具的硬木制成家具后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效果。但由于雕刻刃具钢口的不足，可能会认为这些硬木不适合或不能进行雕刻，反而更在简约风格上花费大量心血。如果这种假设成立，说明依然是炼铁工艺的发展，带动了制作工具的更新，促成了硬木家具和镶铜技术的可能。我们相信，这种假设是有意义的。

1637年也就是崇祯十年，明宋应星著的《天工开物》记载，人工冷拔技术已经可制造极细的钢丝，这让明末清初的钢丝锯的出现，也让镂雕工艺在硬木家具上的使用成为可能，从而掀开了硬木家具制作工艺新的一页。从我国历史这条较为清晰的发展线，可以大致看出家具制作是在制作工具的限制和推动中艰难前行的。明清硬木家具的纹饰雕刻应该受工具的约束，其发展远远落后于瓷器、玉等上面的纹饰，因此，这些家具上的纹饰，大多受地方文化和其它文化的影响，而不可能于玉文化、瓷文化上(纹饰)同期而至，当然到清中由于工具基本完善，其家具与当时瓷、玉纹饰文化的发展，极大可能达到一致或更有发展，因为作为硬木制作家具的一个载体，它从面积和其它更易从耐久与实用上传世的目的。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这是我国家具设计者和制作者的聪明之处，无论是白木家具还是明清式家具，扬文人之聪，扬人文文化及儒家思想、佛道教文化之长，避工具不到之短。这种聪明的积累，使家具走上顶峰的必然。